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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城印象
大明湖畔的“祠”
发布时间:2015-07-20     点击率:2775     来源:济南时报     作者:王锋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

铁公祠 本版照片均由记者王锋摄

  杨曙明

  大明湖的历史画卷内容丰富,这从它祠中能就得到充分感悟。

  凡是祠堂都有历史故事,大明湖畔的祠也不例外,且似乎故事更多些。

  曾公祠与张公祠

  位于大明湖北岸的南丰祠亦名曾公祠,是为纪念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曾巩所修建。

  曾巩(1019~1083),江西南丰人,字子固,世称南丰先生。北宋嘉佑二年进士,熙宁四年六月(1072)至熙宁六年六月曾任齐州(济南)知州。曾巩的文学素养极高,诗文俱佳,是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《宋史》本传对曾巩的评价是:“上下驰骋,愈出而愈工本原《六经》,斟酌于司马迁、韩愈,一时工作文词者,鲜能过也。”王安石当年更是在曾巩还不为世人所知所识,甚至遭到贬损时就曾断言:“曾子文章众无有,水之江汉星之斗。携才乘气不媚柔,群儿谤伤均一口。吾谓群儿勿谤伤,岂有曾子终皇皇!借令不幸贱且死,后日尤为班与扬。”曾巩日后的盛名,果然证实了王安石的先见之明。

  曾巩颇有文人情怀,但却不谙官场,故而仕途坎坷。他与王安石是好友,但在王安石的变法面前却茫然不知所措,由于政见分歧,他便选择了逃避。其后,在长达十二年的外放生涯中,先后转徙越、齐、襄、洪、福、明、亳七州,济南就是他其中的转徙之地。

  曾公祠的始建年代无考,清道光九年(1829),由与曾巩同为江西南丰人的历城知县汤世培重建,并由时任山东布政使刘斯湄撰写碑记。“经升任历城县知县、现任武定府知府汤世培,因文定公(曾巩谥号)旧有专祠倾废已久,追念桑梓,捐廉建设,于晏公台旁建屋三楹,立位供奉,并以文定公旧时治绩,实系保本安民,能御大灾大患,未便湮没,详请具题专祠致祭,以德彰化。”

  曾巩执齐州知州时间并不长,也就有20多个月。这期间,他励精图治,抑制官僚豪商,严惩恶霸歹人,千方百计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。尤其是为了治理水患,在疏浚河道的同时,他还修建了北水门,筑建了百花堤。由于他倡行吏治清明,关心民众疾苦,且为济南人民消除水患,造福久远,故而深得济南百姓的敬重和爱戴。宋神宗六年(1073)六月,曾巩调任襄州。消息传出后,齐州百姓不愿意让他离去,关闭了城门,拉起了吊桥。可是,由于皇命不可违,曾巩还是在夜间悄然出城别去。

  曾巩热爱济南的湖光山色,修建了包括趵突泉畔的泺源、历山二堂在内的多处亭台楼阁。作为文坛大家,他在掌管济南期间,还写下了许多诗词散文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《齐州二堂记》和《西湖纳凉》。其中,《齐州二堂记》对历山、泺水进行了较为周详的考证,确认了济南之历山即舜耕之历山,行文自然朴实,叙事论述有理有据,体现了曾巩散文的艺术风格,当属济南历史文化中相当重要的篇章。

  往昔的曾公祠在上个世纪50年代坍塌,在其重修过程中,合并了附近的晏公台和张(曜)公祠,并将张公祠的原建筑改为曾公祠的祠堂,整个院落也随之改称为南丰祠。

  张曜是晚清时期赫赫有名的能臣干吏。光绪十二年(1886),张曜调升为山东巡抚,并最终卒于任所。张曜在任职山东巡抚期间,逢山东各地遭受严重水旱灾害。为此,他一面积极组织救灾,一面拿出自己的俸金,并动员其他官员也捐俸助赈,黄河决口他都亲临现场,指挥抢修堤防,深受民众爱戴。张曜积极施行植树造林,在黄河大坝和泺口到城里的道路两旁,遍植柳树,形成了柳树风景带,因而,这些柳树被人们称之为“张公柳”。张曜死后,济南民众感念其恩德,尊他为黄河“大王”并在大明湖畔为他修建了祠堂。如今的曾公祠堂其实就是昔日张公祠的祠堂。

  铁公祠与佛公祠

  铁公祠位于大明湖北岸中间偏西位置,院落宽阔,内有假山池塘,四周曲廊相围,亭榭参差,花木扶疏。由于是穿院式庭院,所以人们到大明湖游览,不经意间便能走进铁公祠院内。

  铁公祠修建于明朝,是为了纪念忠于职守的铁铉而修建。

  铁铉(1366-1402),明河南邓州(今邓县)人,字鼎石,元色目人后裔,祖籍波斯(今伊朗),其先祖在蒙古军队征战时,迁至中原地区。

  铁铉熟通经史,性情刚决,洪武年间,以太学生授礼科给事中调任都督府断事。由于处事明断、办案公允,且颇有政绩,因而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,“鼎石”即为朱元璋所特赐。

 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,其孙朱允?继位,是为建文帝。此时,藩王势力日渐强盛,其中燕王朱棣的势力最为强大。为了巩固帝位,建文帝朱允?便施行削藩政策。建文元年(1399),燕王朱棣以“靖难”为借口,从北平起兵南下,发动了夺取皇位的“靖难之役”。次年四月,朱棣兵临济南城下。在两军相持期间,铁铉屡出奇兵,骚扰袭击燕兵,“燕王愤甚,计无所出”,遂于九月四日撤围北去。建文四年(1402),燕军再度进入山东,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,至徐州向南直进,并最终攻占金陵,朱允?下落不明,朱棣自立为帝。夺取帝位后的朱棣,回兵北上复攻济南,铁铉城陷被俘。被槛到南京的铁铉,见到朱棣立而不跪,骂不绝口,最后受刑而死,年仅37岁。朱棣虽然处死了铁铉,但对他的忠贞不屈赞叹不已。明神宗时,下诏“祀建文朝尽节诸臣于乡”。于是,济南官府先后在华山华阳宫为铁铉塑像,而后又在城内高都司巷修建了“七忠祠”,以纪念铁铉等7名在“靖难之役”中遇难的忠烈。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官府又在大明湖北岸修建专祠祭祀铁铉。民国末年,铁公祠渐趋废圮,仅存遗址和碑刻。1996年,大明湖公园按照原貌,重新修复了铁公祠。

  在铁公祠堂东邻,原还有一佛公祠堂,是为纪念康熙二十八年(1689)出任山东巡抚的佛伦所建。

  佛伦在三年多的山东巡抚任内,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事。如打击豪强、惩办贪污、扬善惩恶、整顿治安秩序等。特别是在平均徭役、减轻百姓负担方面更是成绩卓著。1952年,毛泽东到大明湖游览时,在佛公祠门前曾经说过:“佛伦这个官很爱民。”

  佛伦调离山东后,济南民众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,曾在城内西关神堂巷为其建了生祠。乾隆年间,佛伦的族孙阿林保来到济南担任山东盐运使时,有鉴于佛伦生祠的“其地湫隘,久弗葺”,便“度地于北湖之上,建祠屋三楹,与铁公祠并峙焉。”还请当时的学政、著名文学家翁方纲撰写了碑文,并将碑文镌刻成石碑立于祠前。

  上世纪50年代,佛公祠尚存,其后因年久失修渐趋废圮,仅存遗址和碑刻。遗址后经修缮改做为明湖斋,成了旅游纪念品商店。近年来,一些学者曾上书有关部门,建议恢复佛公祠。由于佛公祠建筑尚在,真要恢复起来也并不难。

  昔日的铁公祠曾经是“佛山倒影”的最佳观赏处。刘鹗在其《老残游记》中,曾绘形绘色地描写了在铁公祠观赏千佛山倒影的情景:“到了铁公祠前,朝南一望,只见对面千佛山上,梵字僧楼,与那苍松翠柏,高下相间,红的火红,白的雪白,青的靛青,绿的碧绿,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,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,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。正在叹赏不绝,忽听一声渔唱,低头看去,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镜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,显得明明白白,那楼台树木,格外光彩,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,还要清楚。”时代变迁,环境变迁,如今佛山倒影早已影踪全无,仅仅成为老济南们梦幻中的海市蜃楼。

  稼轩祠

  稼轩祠与李公祠

  稼轩祠位于大明湖南岸的遐园西侧,占地1400平方米,为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祭祀祠堂。

  辛弃疾(1140~1207),字幼安,号稼轩,济南历城人。青年时代他在家乡参加了以耿京为首的农民抗金起义军。起义军失败后,他奔赴南宋,历任江阴签判、建康通判等闲职。在这期间,写下了著名的《美芹十论》,呼吁南宋王朝“光复旧物”。在任司农主簿期间,写下了《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》《议练民兵守淮疏》等,提出了依靠民兵巩固防务的建议。而后,又写下了著名的《九议》,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具体措施。但是,由于南宋王朝昏庸腐败,满足于偏安江南,辛弃疾报国无门,在万般无奈中,便以词作来抒发自己的无限悲愤,故而词风雄浑悲壮,终与苏轼齐名,成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。

  稼轩祠坐北面南,古朴端庄、三进院落,门前两侧雌雄石狮蹲坐,大门匾额的“辛弃疾纪念祠”为陈毅元帅当年题书。

  迈进稼轩祠大门,但见太湖石矗立作障景,旁边有国槐垂荫,牡丹飘香。左右两侧各有三间厢房,分别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六首辛词,以及郭沫若、叶圣陶、臧克家、吴伯箫、唐圭璋等人赞颂辛词的作品。

  二进院落两侧是抄手半壁游廊环绕,并与正厅相通。廊壁上嵌着当代书法家所书的辛词石刻32块。北为正厅三间,卷棚顶式,门楣额枋皆饰彩绘,上悬“辛弃疾纪念祠”匾额。抱柱上的楹联是:“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,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。”此为郭沫若1959年撰书。厅内迎门处为辛弃疾站立塑像。

  辛弃疾虽曾在南宋为官,但那时的南宋王朝却在偏安江南,济南时为辽金所占,所以他并没有在济南为政做官的经历,因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,别说是大明湖畔,就是整个济南城内也无稼轩祠。可是,映入人们眼帘的稼轩祠是座古代官署式建筑,这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,此稼轩祠乃是由李公祠改换而来。

  李公祠是为祭祀李鸿章所修建。李鸿章为晚清重臣,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78岁的李鸿章病逝后,慈禧太后称赞他是“再造玄黄”之人,并赠太傅、晋一等肃毅侯、谥文忠、赐白银五千两治丧、入贤良祠、在京师建专祠。同时,朝廷还明令在其原籍和立功省份修建祠堂10座。

  从李鸿章的仕途看,他并没有在山东为政的经历,那么,山东何以还要为他兴建祠堂呢?据史书记载,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,李鸿章奉命到济南查办河防,他会同时任的山东官员,在查勘黄河后,提出了10条救急治标办法,并提议自光绪二十五年起,在原定每年治河费用65万两之外,再追加40万两,连续三年。此建议得到朝廷恩准,并于当年四月由户部拨银300万两,按照李鸿章所奏的治理办法,对黄河实行治理,使得黄河水患因此而得以缓解。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,李鸿章去世后,光绪皇帝特意批准了山东官员的奏请,敕令在济南为李鸿章修建祠堂。

  史载,当年全国各地共为李鸿章修建了10余座祠堂,大明湖畔的李公祠算不上最大最好,但由于1961年被改做稼轩祠,所以歪打正着,成为时下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李公祠。

  据史料记载,在稼轩祠东不远处的大明湖畔,原本还有一座祠堂,名阎公祠,是为祭祀同治年间的山东巡抚阎敬铭所修建。阎公祠修建于光绪十八年(1892),清末民初即沦为废祠。其后,济南历史上著名教育家鞠思敏,在废祠遗址上创办了正谊中学,其祠堂大殿和东西厢房被改做为教室。正谊中学建国后更名为济南第十七中学,改革开放以后,随着学校的搬迁和大明湖的扩容,昔日的阎公祠便踪影全无。

  祠堂是记载历史的景物,历史本应不该被后世篡改。可是,大明湖畔的这些祠堂,曾公祠占了张公祠,稼轩祠占了李公祠,明湖斋占了佛公祠,如此说来,这都是对历史的亵渎和篡改。曾巩、辛弃疾、铁铉值得后人祭祀,佛伦、张曜、李鸿章难道就不值得祭祀?如果单就对历史的贡献而言,佛伦、张曜、李鸿章不见得小于曾巩、辛弃疾、铁铉。当然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公正与否自还有待后人评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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